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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荣 没有摄影我不可能行走

2017-0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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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荣荣来说,摄影是到达世界彼岸的通行证,是帮助人类恢复记忆的绝妙艺术。经历过早期在东村的困顿,又经历过21世纪初艺术市场突如其来的火爆,荣荣花了十年时间在艺术家和经营者的双重角色中找到平衡。

 

荣荣:摄影艺术家。90年代曾长期拍摄北京东村艺术家。1996年创办《新摄影》杂志。2007年6月与妻子、日本摄影艺术家映里共同创办“三影堂摄影艺术中心”——国内首家专注于当代摄影艺术的民间机构。2016年,荣荣映里夫妇获索尼世界摄影大赛“杰出贡献奖”。



 

盛夏午后的北京,奔涌的热浪混杂着东五环外大卡车的轰鸣。出租车七拐八拐,来到位于芳草地艺术区的三影堂摄影艺术空间。它占地4600平方米,年岁不长,尚无大树荫蔽。楼外木椅晒得冒火,正在布展的工人汗流浃背,新装修的办公室挥发着油漆味……空气焦躁肿胀,如随时会爆炸的气球。


三影堂的主人荣荣就从这巨大的炎热里走来。他太瘦了,白色破洞棉麻衬衣挂在身上,清癯得像冬天。我们拐进一个50平方米的办公室,阳光透过天花板的玻璃照下来,和空调冷气混成一个交替的场。


“三影堂就是靠天活下来的。”荣荣举着手指,抬头说。


2007年6月,当代摄影艺术家荣荣和他的妻子、日本摄影艺术家映里成立了国内首家专注于当代摄影艺术的民间机构“三影堂”。2017年6月28日,《中国当代摄影40年(1976-2017)——三影堂10周年特展》在北京开幕。出席开幕座谈的复旦大学教授顾铮说:“(三影堂的)这种梳理非常有必要。国家机构没有全心全意来做摄影的收藏与研究,那么三影堂按照自己对摄影的理解和立场来做,对今后的研究都是一些基础。”


浸淫摄影艺术25年,荣荣一直身处江湖。他从未上过专业艺术院校,也很少参与官方活动。1992年从福建漳州来到北京之后,荣荣就一直以观察者和记录者的角色站在中国当代艺术的舞台上。他将摄影视为独立的艺术表达,并希望这个理念能扩散开去——“我是从东村苦过来的。有点钱了,去买房,觉得这不是我要做的事……我们的公共艺术、文化生态都非常单一,很多年轻人接触的就是这部分知识,所以他没办法拥有更多的可能性。可是就像一座山的植被一样,如果都是单一的品种,会好吗?我们谈文化复兴,都是千篇一律,怎么复兴?看一个摄影家拍的东西,看一个就和看一百个一样。我自身在这样的土壤里创作,所以希望改良这个土壤。”


《六里屯系列》 



东村乌托邦


1992年,原名卢志荣的荣荣揣着三万块钱来到北京。那年他24岁,因为文化课成绩太差没有考上任何艺术院校。这三万块钱是他和父亲协议的结果——在父亲任经理的供销社做三年管账的会计,然后才能换取自由。


荣荣自认没有任何算术能力,全部兴趣都在艺术上,因此三年期满,他立马赶到北京寻找出路。在当时,北京前卫、先锋,对年轻人有着致命的吸引力。但在艺术家尚未成为一种职业之前,这些迫不及待从四面八方涌来的相似灵魂,又都被迫煎熬于柴米油盐之间。


当时的东村便是这样一个有趣的聚集地。位于北京东三环到四环之间,毗邻市区、房租低廉,这几个条件让它成为一群穷困潦倒的艺术家的首选。1993年2月,已经搬了六七次家的荣荣搬到这里。


此时他已经花光了从家乡带来的钱:花6000元钱报了个夜校的摄影班,却发现要读完政治课才能拿到文凭,他只好又花6000元报了个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班,买完相机加上吃穿用度的开销,口袋里已所剩无几。住在东村,荣荣每月房租80元,平时靠村口的兰州拉面和三轮车摊子上卖的煎饼过活。


但他并不介意日常生活的困苦。每天骑着自行车奔波于图书馆和摄影讲座之间,他觉得非常充实。“那时候眼睛睁得很大,因为一个月接触的新知识在南方十年都接触不到。”


五个月后,一个偶然的机会,同住在东村的女画家段英梅找到荣荣,让他给搞摇滚乐的左小祖咒拍照。荣荣进到屋里,左小祖咒却死活不愿意摘墨镜,两人争论一番,未果。左小祖咒给荣荣听了一堆奇怪的音乐,临走时荣荣说:“应该先让我听音乐的。”


就这么算认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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