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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杂志和它倡导的生活

《我们仨》:一本温暖的书

2016-05-25

杨绛先生离去了。经过前几日的病危住院风波,这个消息显得不那么突然,但这一刻真正到来时,仍止不住难过。对《我们仨》的关注,不是对一个名人家庭的私生活的兴趣,而是读者对一个时代的知识分子的生活状态、生存空间有深切感念;是这个学者家庭的温暖情感,将读者和书联系在一起。



◇ 编辑记忆的《我们仨》 

“我和杨绛先生的往来,大都是为工作。第一次去钱家早在1981年,是当时的三联书店总编辑范用带我去的,那年香港广角镜出版社出版了《干校六记》,范用先生读完很激动,想在国内出这本书,便去向杨先生请求,几个月后这书在三联出版了,是我最早编辑的杨绛先生的书。之后三联又出了《将饮茶》、《洗澡》,责任编辑也是我。后来我被派去香港三联工作,再回到北京三联这么多年,《我们仨》是我重新事无巨细、从头至尾地操作一本书。”在《我们仨》的版权页上,责任编辑一栏署名“冬晓”,有读者可能不知道,这个“冬晓”是北京三联书店前总编辑董秀玉。

从范用先生时代起,钱钟书和杨绛二位先生就给了三联书店很多支持。钱钟书先生的诗集《槐聚诗存》1995年在三联书店分别出版了线装和平装两种版本。1998年6月,北京和香港三联书店联合印行大型文库《中国近代学术名著丛书》,这是钱钟书先生唯一一次出任丛书主编,并亲自审定编辑设想、编纂方案和拟选书目。“我在香港三联期间,听钱先生有次批评出版界古籍泛滥,提出应该重视中国在20世纪初西风东渐时期的学术思想。这样我就想办法做了这套《中国近代学术名著》,请钱钟书先生担任主编,复旦大学历史系的朱维铮教授做执行主编。”董秀玉回北京主持三联工作后,又促成出版《钱钟书集》,三联组织最权威的学者编校文稿,不惜工本印制最优秀的版本,历时6年,终于在2001年出版,包括《谈艺录》、《管锥编》、《宋诗选注》等10种13册,计300多万字。

“杨先生把《我们仨》书稿交三联出版,有前面这些渊源。”董秀玉说。杨绛先生也在她写三联书店的一篇文章中提过:“我和钱钟书把书交三联出版,是因为三联是我们熟悉的老书店,品牌好。三联有它的特色:不官不商,有书香。我们喜爱这点特色。”

关于《我们仨》这本书定题、写作和出版的经过,董秀玉至今记得每一个情景:

“1994年夏、1995年冬,钱钟书先生和女儿钱瑗相继住院,杨绛先生八十多岁了,奔波于家与两所医院之间。三人分居三处,这样的生活持续了几年。其间有一次我去看望杨先生,当时钱先生和女儿都病情加重,再加上一些无聊的烦心事干扰,杨先生的心情很不好。我劝先生不理那些莫名其妙的事,赶快抓时间写写你们仨,这件事只有你能做,而且十分有意义。杨先生答应了我,说好,就写一本《我们仨》。  

“最初设想,这本书一家三口各写一部分,钱瑗写父母,杨先生写父女俩,钱先生写他眼中的母女俩。到1996年10月,钱瑗已经非常衰弱,预感自己的日子不多了。她请求妈妈,把《我们仨》的题目让给她写,她要把和父母一起生活的点点滴滴写下来。躺在病床上,钱瑗在护士的帮助下断续写了5篇,最后都不能进食了,还在写。杨先生见重病的女儿写得实在艰难,劝她停一停。这一停,就再没有能够重新拿起笔。我记得钱瑗最后一篇文章落的日期是1997年2月26日,她去世的前6天。”

1997年3月,钱瑗走。1998年12月,钱钟书先生也去了。相继失掉两个最亲爱的人,杨先生心里的哀痛可以想见。年近九十的老人给自己安排了繁重的工作:1999年用一年时间把手头正在翻译的柏拉图对话录《斐多》译完,2001年把三联书店6年来一直在编校的《钱钟书集》定稿出版,同时着手誊清、粘贴、整理钱先生生前留下的大量手稿和读书笔记,交商务印书馆影印出版了《钱钟书手稿集》。2002年冬天,杨先生终于开始写《我们仨》。从约稿到动笔,时隔6年,董秀玉说她从未想过要催促杨先生,“我知道她心中有数,能写的时候自然就会写了。”

2003年4月,董秀玉接到杨先生打来的电话,告知写完了,要她去家中取书稿。董秀玉赶到杨先生在三里河的寓所,坐在客厅里一口气读了两个小时,“杨先生的文字还是像过去那样含蓄节制,哀而不伤,怨而不怒,安静的难以言表的忧伤都在字里行间。”第一部分用梦境的形式讲述了最后几年中一家三口相依为命的情感体验,第二部分讲述了自1935年与钱钟书赴英国留学、生下女儿钱媛,直到1998年钱先生逝世这63年间的亲情。“我们俩老了”,“我们仨失散了”,“我一个人思念我们仨”,在这三个小标题下,杨先生回忆了先她而去的女儿、丈夫,一家人那些快乐而艰难、爱与痛的日子。


2002年杨先生92岁。漫长的63年的家庭历史,她用三四个月写了出来。一个老人,需要多大的勇气和意志,才能把如此深重的大恸化成平和的文字,给读的人以温暖和安静?这不是普通人能够做到的。董秀玉亲眼看见这一家人和病魔斗争的艰难,尤其懂得杨先生心里的痛苦,但老人又那么坚强,留下来独自完成了“我们仨”所需要完成的全部。读不到一半,她眼泪就忍不住地流下来。她看稿子的时候,杨先生在旁边做自己的事情,有时走过来,摸摸她的头。面对这个身子虚弱心灵却强大的老人,董秀玉心里充满了敬重,她问杨先生:我读的时候都这么难过,您写的时候该有多痛啊!杨先生说,所以,到现在才动笔写它。

“一个寻寻觅觅的万里春梦。一个单纯温馨的学者家庭。相守相助,相聚相失。”书出版后,印在封面上的这几句话,是董秀玉浓缩了自己从这部书稿中感受到的全部。

◇ 三联的人文风格主导了整本书的设计 

书稿没有能够像当初设想的那样由三人各写一部分,而是像杨先生在书稿中写的,“我一个人思念我们仨”。尽管如此,董秀玉还是希望通过细节,尽可能将一家三口相互温暖的珍贵情感传递给读者,编辑工作始终贯彻了“我们仨”的这个主题。照片以夫妻和女儿的三人合照为重点选择。和钱钟书先生一家认识这么久,董秀玉知道杨先生的头发一直是钱先生帮她理,于是挑了在家中理发的那张照片放进去。她在书稿末尾增加了附录部分,从杨先生提供的日常家信中选了几封,还有钱瑗病重时写给父亲的信,杨先生给女儿写的便条,钱瑗为父亲画的生活小像。钱瑗去世前在病床上写的五篇小文,杨先生亲自选定了其中三篇,也一并收进附录。

董秀玉请来香港著名装帧设计师陆智昌负责整本书的设计。他对人说,看完书稿之后,眼前总是浮现一个情境:一个安详的老人,坐在三里河洒满了阳光的床边,写下一份至情至性的回忆。他对这本书的设计原则,是装帧尽量不“打搅”老人的平静,要像老人的文字一样节制、干净,而过往那些显得理所当然的设计元素,在这本书面前都似乎变成了不可忍受的噪音,被他一一舍弃。于是在三联书店的架上,读者看到了这样一本素朴的书。

董秀玉记得,这本书反复三次才定下最后版式。“读完原稿,我问有没有照片,杨先生当时就把家里所有的老照片都找出来给我。我翻看每一张珍贵的照片,觉得自己面前是一堆宝藏。”她考虑过尽量多用照片,做成图文书的样子,但最后放弃了这个想法,因为她记得自己拿到书稿后是一口气看下来的,中间根本不想放下,所以也不能让读者的阅读情感被图片打断。如果采用大量照片,文图相混,会破坏文字所表述的情感。他们讨论后,确定把照片放在几个章节之间的地方,数量也减下来,“拿掉那么多珍贵的照片大家都觉得可惜,但装帧设计必须服务于内容,必须做减法。”

改了这版,再看,还是不太对,因为有一辑照片用彩色,和整本书稿的文字氛围不符。于是改用双色印刷,将照片全部做成棕色调,又请杨绛先生为每幅照片配写了图注。

这版出来后,董秀玉端详再三,瞬间产生一个想法:如果把全部图注都处理成手写体,会不会更有味道呢?她去和杨先生商量,先生赞同,并说原来的图注写得潦草,直接印到书上不好看,回去又认真誊写了一遍。


还有一个问题:封面放不放照片?讨论之后,大家都同意保持它的朴素和单纯,采用日本浅棕色条纹纸,不加任何图案或照片,封面上出现的只有代表“我们仨”的三个单词——“Mom ,Pop ,圆O”以及杨先生手书的“我们仨”。

“书是为了读的,装帧的作用在于突出和强化作者原意,哪怕一本很小的书,基本的信念就是要把它做的跟内容的氛围配合。杨先生这本书,文字是淡的基调,一点点忧伤,里面又有一点点温馨,装帧过程中所做的三版改动,为的都是让形式能与内容同一。”董秀玉说,把人文的精神贯穿在每一个环节当中,就可以把书做好。如果从商业角度出发,杨先生提供的照片已经足够编一本图文书,以此提高定价不是不可以。但作为编辑,董秀玉想让读者看到的是钱先生一家严谨的治学精神、温暖的亲情故事和淡泊名利的生活态度。最终全书只选了少量照片,采用双色制作和印刷。第一版的平装本定价仅18.8元。

 ◇ 《我们仨》成了2003年读书界的热点 ◇ 

2003年夏初,SARS疫情爆发。本来计划在5月和读者见面的《我们仨》,出版时间推迟到了7月。

杨绛和钱钟书先生一样,一向不喜欢在媒体面前抛头露面。《我们仨》出版后,杨先生不同意为书做宣传,觉得鼓动读者买书这种事情太商业了,她不喜欢。“杨先生提出,她自己不接受采访,三联也不要在媒体上谈这本书。我问,要是人家自己写了书评怎么办?杨先生答我:人家说就管不了了。”董秀玉有点发愁:书出了,不声不响行不通,可又不能违背杨先生的心意。在为难的时候,有人帮了董秀玉的忙。“书出来后,三联书店给人寄赠过一些样书,其中有中央电视台的王利芬女士,那会儿她负责制作一档经济对话节目。有一天,王利芬给我打来电话,说书看了,特别感动,想给它做一期访谈。我们尊重杨先生的意见,只是请了钱瑗在北师大的学生和同事友好,还有几个老同学,谈论他们眼里的钱瑗和她父母。大约是2003年底,节目播出了,反响很大,关注这本书的人更多了。事后我问杨先生,您没说话,我也没说话,这样可以吗?杨先生没表示异议。”

书一上架,《我们仨》就成了读书界的热点。这种关注不是对一个名人家庭的私生活的兴趣,而是读者对一个时代的知识分子的生活状态、生存空间有深切感念,是这个学者家庭里的温暖情感,将读者的心和书联系在一起了。

“记得北京的SARS之疫刚刚过去,我就接到三联书店用特快专递寄来的《我们仨》,一读之下,我被震惊了。作者杨绛先生是著名的学者、翻译家、小说家和散文家,到7月,便是92岁高龄的老人了。早就听杨先生说起过她要创作《我们仨》的想法,但这几年,只见她在翻译《斐多》,在督促商务印书馆影印出版钱钟书先生的手稿和读书笔记,也在处理那些挥之不去的纠缠烦扰,谁能想到,杨先生竟然勉力完成书稿,而且这本书稿竟然如此精彩:虽然走笔自在、平实,却有惊天地、泣鬼神的力度。”解放军艺术学院院长、钱钟书研究学者陆文虎教授读到书后,写了这篇读后:《梦中奇梦,情中至情》,发表在2003年7月25日的《中国图书商报·书评周刊》。“一个伟大的学者之家,竟是那样朴素和单纯……杨先生告诉了一个读者所不知道的钱钟书,当然,同时也就告诉了一个读者所不知道的杨绛和一个读者所不知道的钱瑗。”

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研究员周国平赞叹《我们仨》这个书名实在太好,在《古驿道上的失散》一文中,他写到:“书出之前,已听说她在写回忆录并起好了这个书名,当时心中一震。这个书名实在太好,自听说后,我仿佛不停地听见杨先生说这三个字的声音,像在拉家常,但满含自豪的意味。这个书名立刻使我感到,这位老人在给自己漫长的一生做总结时,人世的种种沉浮荣辱都已淡去,她一生一世最重要的成就只是这个三口之家。”

《我们仨》迅速成为各书店的畅销书榜首。很多人都是泪流满面地读完这本书,媒体书评栏目将它评为“2003年最感人的书”。董秀玉说她本来建议首印20万册,以钱先生和杨先生的影响力,她对这个印数很有把握。三联书店出于谨慎,首印定为3万册,结果在12天内即销售一空,之后半月内连续加印3次,每次都是前一批书还没有下机器,后面的加印单就来了。直到半年后的2004年2月,发行部提供的数字仍保持“一个月内发书6万册”。第一年,《我们仨》就发行了47.5万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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