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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生物农业助力新型城镇化建设

2017-03-11

①专家在宁夏回族自治区调研考察枸杞、葡萄发展情况


②陕西沣东新区的智慧农业园区张行勇摄


专家在改良的渭河滩万亩盐碱地考察牧草收获情况,研究制定利用牧草产业改良盐碱地提升方案。张行勇摄


■杨星科 马 齐 陈志杰 张立新 张行勇

城镇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高级阶段和必然过程,是一个国家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也是人口、资本、土地、科技、信息等生产要素向综合条件较好地域的集聚过程。经过长期不懈努力,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城镇化率提速达3.1%以上,至2015年底,我国城镇化率已达56%,超过了54%的世界平均水平。但东部地区面临诸多问题挑战:几近饱和的人口、脆弱的生态环境和匮乏的资源,以及大城市问题和环境污染严重影响人类生产、生活和生态的可持续发展等;而西部广袤地区,不但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分布集中,而且在中段又叠加黄土高原干旱半干旱区、重点产沙区等集中连片的特贫困地区,呈现为扶贫开发式的农业农村发展态势。

面对西部地区呈现的提高城镇化发展水平、完成精准扶贫攻坚任务,以及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培育农业农村发展新动能的复杂局面、任务,同时又是最难突破的“三农”发展新历史阶段,探索实践新型城镇化如何助推扶贫开发的影响路径,研究提出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发展现代农业的科技创新驱动发展的思维和路径,以县域示范作为贯彻落实2017年中央一号文件精神先导性载体,补齐县域农业农村发展短板,是一个极为重要和迫切的现实问题。

中国科学院西北生物农业中心、陕西省科学院组织力量,经过深入调查研究陕西省和宁夏回族自治区当前城镇化发展,以及秦巴山区和六盘山区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中一些陕西县区的发展与扶贫攻坚情况,提出“发展生物农业引领农业现代化进步,依靠农业现代化进步支撑新型城镇化发展,新型城镇化建设实现精准扶贫脱贫目标”的思路,并在宁夏农业主导产业“十三五”重大科技项目立项及编制“陕西大荔‘十三五’县域生物农业发展规划”等实践。

新问题

新型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是农业供给侧改革发展的最大内需潜力及动力源所在。

“十二五”以来,陕西省以实施扶贫避灾移民搬迁、重点示范镇建设、旅游文化名镇建设和特色小城镇建设为抓手,大力推进城镇化进程,全省城镇人口增加了338.12万,年均增长3.68%,比全国平均增长率高0.35个百分点,“一核两轴两带”城镇格局初步形成。但仍存在城镇化质量不高、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展缓慢、对扩大内需的主动力作用没有充分发挥等诸多问题。

近两年来,在陕西省财政厅等部门的支持下,通过对陕西省西安市、渭南市、咸阳市、榆林市、延安市、宝鸡市、铜川市、商洛市、汉中市的蒋村镇、栖霞镇、昭陵镇、马嵬驿、茯茶镇、秦汉新城、泾河新城、齐村镇、照金镇、马栏、赤道社区、金丝峡镇、高坝镇、高家堡、文安驿、汤峪镇或社区等40多个示范城镇617个农户的基本家庭成员、经济收入与消费支出、农业生产情况与脱贫对策,及对城镇化发展中的期望或要求建议等,进行了重点样本和普遍实地问卷调研。

问题一:城镇化发展背后的困境

2011年3月,陕西省政府确定了31个省级重点示范镇,2013年7月又增加了4个沿渭镇,总数达到35个。五年来,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2011年建设之前的7064元增加到目前的11378元。但是,在建设实践中也暴露出一些矛盾和问题,具体表现在以下3个方面。

一是建设规划相对滞后,“摊大饼”现象突出。在最新的城市建设规划中,陕西省城市人口和面积均出现大幅度跃进,陕西10市规划中闪现出“摊大饼”的身影。镇、区的建设中尤其是城镇新区建设,缺乏地域和文化特色的现象普遍存在。关中地区复制克隆陕西礼泉县栖霞镇袁家村风格居多,而陕南商洛市竹林关镇与汉中市青木川镇仿古建筑风格如出一辙。

二是城镇化区域发展不均衡。陕西省陕南、关中、陕北三大区域发展不均衡。近五年来,陕南三市累计搬迁贫困户14.48万户50.64万人,特困户3.2万户8.25万人,城镇化增幅均大于关中和陕北地区;搬迁群众人均收入由2011年4151元上升到2014年7478元,减少贫困人口50余万人,有力推动了两地区城镇化进程。但是,陕南由于秦巴山地条件的限制,城镇化发展程度相对全省较低。关中集各种资源优势于一身,2014年关中地区城市化率达到了55.59%,高于全国平均水平0.82个百分点;陕北由于煤炭、石油工业的飞速发展,城镇化得到迅猛发展,城镇化水平和全国平均水平相当。

三是城镇化产业基础薄弱,支撑力不强。陕西省900多个镇中,形成产业特色的镇仅有200多个,其中部分示范镇的产业结构单一,产业规模小、层次较低,产业特色不突出,产业链条延伸不足,特别是二、三产业发展相对滞后,缺乏龙头企业带动,吸纳就业能力有限,对城镇建设带动作用不强。

问题二:农业现代化进程中的困境

陕西是一个农业大省,现代农业的发展直接影响着陕西省城镇化建设的进程和质量。而现代农业的发展直接有赖于农业科技的开发应用和推广,农业科技在城镇化进程中引领作用十分突出。

陕西省2014年农林牧渔业总产值2741.86亿元。农业总产值1870.78亿元,粮食作物378.35亿元,蔬菜、园艺作物519.91亿元,水果627.74亿元,其中苹果410.49亿元。其中,农业在农林牧渔业总产值中占比达到68.23%,接近2/3,为第一大产业。

在陕西省农业大类中,果业是一张靓丽的名片,是陕西农业的一大特色。据测算,全世界7个苹果中就有1个产自陕西,陕西猕猴桃占世界产量的1/3。据统计部门权威发布,2015年底,全省水果总面积达到1892万亩、产量1650万吨。其中,科技引领、支撑起到重要作用。但是,近三年来陕西乃至全国一些地方水果滞销伤农现象接连发生,引起媒体和社会高度关注。每到各种水果上市热季之时,多地种植农户也陷入了“丰收的烦恼”。

水果滞销有多种复杂原因。其深层原因是不遵循经济发展规律和科学技术引领、支撑不到位,盲目扩张,导致普通及以下质量水果产能过剩,农业生产主体及经营方式落后。

我们根据调查和数据分析发现,一些村镇现代农业发展水平低,产业发展少,科技水平应用不够,造成未以科学技术带来农民人均收入提高,还是相对依赖于人均土地面积决定农民在家乡从业的收入多少。

模型测算结果的一个启示是:如果农民离开土地或相关的现代农业产业园区,不涌入大都市就没有稳定的收入,若没有富裕的家底,再被市民化的结果只能是身在城镇、心在农村,最终变成了“两栖”居民,将会对社会后续发展带来不稳定的因素。

再用系统动力学方法,从研究系统的内部结构入手,通过建立系统的仿真模型,并对模型实施各种不同的政策方案,通过计算机仿真展示系统的宏观行为,以寻求解决问题的最优途径。分析结果显示:科技成果显著促进农业现代化实现,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不但减少从事传统农业的人,而且解决“谁种地”的问题,促进城镇化的发展等。另一方面,城镇化的发展可以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从而提高GDP,而且会对科技投入提出更高的要求。

通过陕西省科技成果对城镇化的影响进行分析可以得出,从2015年到2030年,陕西省科技投入与科技成果都会对城镇化产生正的影响,而科技成果的影响更大一些。这说明,陕西省的科技进步对城镇化有正的影响,但不能只关注科技进步的投入,还要关注它的产出效率,科技进步的产出对城镇化的影响更大。另外,从2015年至2030年,GDP增长对城镇化的影响程度会减小,这说明城镇化达到一定极限值后,其增长幅度会减少,而那时就要关注城镇化的质量,减少对城镇化率的关注。

基于一般线性回归方程的分析运算显示,上述模型拟合优度达到0.9974,接近1,说明它整体的拟合程度很好。

为了排除原始模型可能存在的自相关,我们再通过向量自回归模型(Vector autoregression,VAR)进行估计。测算结果显示:从2000年到2015年,陕西省的城镇化率受到专利授权数、财政支出中科技支出比例、工业增加值比率、农业就业人员等变量的影响。其中传统农业就业人员的系数为负值(-0.01759),即反映出:从长期来看,陕西省的专利授权数和科技财政比例,对于陕西省的城镇化水平具有正向的影响;发展新型生物产业为代表的现代农业,有利于陕西省城镇化水平的提升。

现实中的发展案例与其之呈现相耦合。近年来,在陕西省委省政府的正确领导下,秦岭北麓沿线的县区依靠西安郊区、杨凌示范区乡镇实施城镇化、新兴战略产业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的带动,逐渐形成了长安区子午镇的奶油草莓产业发展带、户县葡萄万亩产业带、周至县万亩猕猴桃、高产粮食产业集聚区、杨凌现代农业园、渭南设施蔬菜等一批农业科技产业园、农家乐、观光旅游农业产业园代表模式,开创了城乡统筹现代农业发展的新模式。但是,这些依靠生物农业创新技术控制好设施栽植的温度、湿度及病虫害防治,支撑发展成为可持续发展的高质高效农业产业的新型城镇化发展的现代农业示范样本数量还是较少。

新认识

当前,快速城镇化、中等收入阶层壮大以及大规模的贫困人口脱贫,带来的最显著变化是居民食品消费结构升级,从需求端对农业发展提出了新要求,农业的含义不仅是种粮食的概念内涵。城乡居民需求结构的升级变化,对农产品供给体系的升级重构,对农业的多功能性挖掘、生态系统服务供给等,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可以说,人们对农业发展的需求呈现日益多样化、个性化、优质化。过去以资源投入驱动增长,以满足“量”的需求为主的农业生产供给体系,与新形势下主要是“质”的需求难以得到满足之间的矛盾就比较凸显。

而陕西现代农业发展建设也同样面临着一系列制约发展的具体瓶颈问题。其一是资源与环境约束加剧,其二是科技创新和推广应用能力不强,其三是农民持续增收乏力,其四是粮食等主要农产品在连续丰收的高基数上持续增长的压力和难度加大,农产品安全质量水平和污染加剧等。要解决上述难题,根本路径是依靠生物农业研究成果的应用。即总体表现为农业的主要矛盾由总量不足转变为结构性矛盾,突出表现为阶段性供过于求和优质农产品供给不足并存,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给侧。如陕西苹果、葡萄等发展现状中存在的问题。

面对这些现实需求和潜在需求的变化,探索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发展现代农业以促进扶贫开发的关键路径,在西部贫困地区实现“新型城镇化”和“扶贫开发”双轮驱动、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突破胡焕庸线,就必须着力挖掘农业的多功能性,充分彰显农业的生态文明价值、农村的乡土文化蕴含等,切实发扬农业农村之长,活化农村资源要素价值,大力发展农村新产业新业态,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延长产业链、打造价值链,让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成为带动农民增收致富的新亮点,成为城镇居民休憩的新去处,成为传承农耕文明的新载体,以达到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目标。

但是,目前因西部贫困地区城镇化水平相对较低,造成一方面城镇化进程中要素空间集聚和规模经济为贫困地区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而另一方面贫困地区大量青壮年劳动力流入城镇或发达地区,贫困地区人口老龄化趋势明显,人力资源配置呈现低层次化,土地空废闲置突出及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主体弱化日渐凸显等。

如何寻找到既可“强化产业体系建设”,又能破解城乡发展转型中乡村衰退问题、农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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