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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教育、不应囿于三尺讲台;知识传播、不应限...

“不确定事件”会影响我们的决策么?

2017-09-28

/李纾   公众号/复旦商业知识

本文选摘自《管理视野》杂志(杂志订阅请至文末获取相关信息)。作者李纾为中国科学院行为科学重点实验室研究员,中国心理学会决策心理学专业委员会创会主任


WON? CHEERS!

LOST? CHEERS UP!

What time is it? It’s a footballtime!

这是新加坡虎牌啤酒(Tiger Beer)公司在英国足总杯期间刊登的一则广告。即:赢球要饮酒——喝酒庆祝(cheers),输球也要饮酒——借酒振作(cheers up)。这则广告似乎设计得天衣无缝,无论是输是赢,Tiger Beer 公司卖的啤酒都笃定有销路。那么,当球赛输赢未定时,人们是否也会买酒喝呢?根据贝叶斯决策理论的创立者、数学家Savage(1954)在其革命性的《统计学基础》(The Foundations of Statistics)一书中所提出的确定事件原则(sure-thing principle),球迷在结果不确定时也应该买酒喝。

该原则认为:如果决策者知道事件E会发生,会采取行动A;知道事件E不会发生,会采取行动A;以此观之,在不知道事件E 是否发生的情况下,他也会采取行动A。

Savage 用以下例子简要表达了确定事件原则的含义:

在美国总统大选期间(只有两个候选人),有一个商人正在考虑购买某项不动产。他这样问自己,如果已经知道民主党人落选,他是否买这项不动产;如果已经知道共和党人落选,他是否买这项不动产。对于这两种情况,他给出的答案都是买。那么,根据确定事件原则,如果商人既不知道民主党人落选,也不知道共和党人落选,该商人都应该做出购买不动产的选择。

确定事件原则是长期以来被一些经济学家和心理学家所信奉的一条重要的规范性理论原则。

然而,心理学家开展的一系列研究却表明,决策者并非乖乖地遵循这一原则。

例如,Tversky 和Shafir(1992)让参与者假想自己刚玩了一个有50% 的可能赢$200,50% 的可能输$100 的游戏。结果发现,在知道自己赢了的情况下,多数人会选择再玩一次同样的游戏;在知道自己输了的情况下,多数人也选择再玩一次;然而,在不知道第一次游戏是赢还是输的情况下,很多人却拒绝再玩一次。Tversky 和Shafir(1992)把这一违背确定性原则的“不合理”现象命名为分离效应(disjunction effect)。

分离效应在其他一系列情境中亦得到证实。例如在“夏威夷度假”情境中,研究者让学生参与者假想他们刚刚经历过一场艰难的期末考试,现在他们有机会以非常优惠的价格购买一张去夏威夷度假的打折票。然后,研究者分别问三组不同的学生,是否愿意购买这张去夏威夷度假的打折票:

(1)知道自己的考试通过了;(2)知道考试没通过;(3)不知道考试是否通过。

结果表明,在两种确定条件下(即知道考试通过,或知道考试没通过),多数(54% 和57%)学生愿意购买这种打折票;而在不确定条件下(即不知道考试是否通过),则只有较少(32%)学生愿意购买这种打折票(Tversky & Shafir,1992)。

Tversky 和Shafir 提出“基于理由的假设”(reason-basedaccount)和“思维惰性假设”(reluctance-to-think account)来解释分离效应。“基于理由的假设”认为,确定事件原则之所以被违背是因为不确定情境(不知道事件是否发生)中的“理由冲突”导致了决策者缺乏明确的采取行动的理由。例如,在上述Tversky 和Shafir(1992)的两阶段赌博游戏中,第一次赢了再玩一次的理由很明确——“即使第二次输了,总体来说还是赚了”(leaves him ahead overall);第一次输了再玩一次的理由也很明确——“再玩是为了扳回一局”(get out of the red);然而当第一次输赢不明时,不同理由之间的冲突则会导致决策者缺乏清晰明确的、再玩一次的理由,所以大多数人选择不玩。

然而,Shafir 和Tversky(1992)在2 人囚徒困境博弈(prisoner’s dilemma game)情境中却用“思维惰性假设”(reluctance-tothink account)来解释分离效应。在2人囚徒困境博弈中,如果双方均选择合作,2 人均收益中等,如果双方均选择背叛,则2 人均收益较低,如果1人背叛1人合作,则选择背叛的人个人获益最多,而选择合作的人个人收益最低。在此博弈中,研究发现,在得知对方背叛的情况下,97% 的人选择背叛;在得知对方合作的情况下,84% 的人选择背叛;但在对方策略不明的情况下,只有63% 的人选择背叛。“思维惰性假设”认为,在已知对方合作/背叛的情况下,选择合作/背叛的结果一目了然,背叛的获益明显大于合作的获益,因此绝大多数人选择背叛。然而,当对方策略不明时,由于决策者不能或者不愿沿着决策树的分支进行结果推理(consequentialist reasoning), 故只能停留在决策树的“节点上”,导致很多人根据自己善良的愿望选择了不利于自身的非优势策略(合作)。

为探究违背确定事件原则的原因,我们课题组曾通过设置或选取不同问题情境,直接或间接考察参与者的决策理由,希望对上述两种备择假设进行检验。

例如,在2005 年荷兰世界青年足球锦标赛和2010 年南非世界杯足球赛期间,我们询问现场球迷在三种情况下,愿意购买“啤酒”或“矿泉水”的意愿:(1)知道自己支持的球队赢了;(2)输了;(3)不确定是赢了还是输了。根据“基于理由的假设”,在被询问是否购买“啤酒”时,应该会出现分离效应。因为此种情境中,在已知自己支持的球队赢了或输了的条件下球迷都有明确的理由买啤酒(赢球,喝酒庆祝;输球,借酒振作!),而输赢未知时,球迷则缺乏明确的买啤酒的理由,从而导致分离效应的产生。反之,在“矿泉水”情境中,则不应出现分离效应,因为无论是在知道自己支持的球队赢了/ 输了,还是输赢未知时,球迷均具有一致的买矿泉水喝的理由(解渴)。而根据“思维惰性假设”,无论是买啤酒还是买矿泉水的情境,均应出现分离效应。因为在不确定(输赢未知)条件下,球迷会不愿意沿着决策树的分支进行思考,从而相比在两种确定条件下,更倾向于不买啤酒或矿泉水(Information Sciences, 2012)。

上述球赛情境和其他决策情境的实验结果均表明,在不存在“理由冲突”的决策情境(例如矿泉水情境)中,分离效应减弱了。这些研究结果支持“基于理由的假设”,而与“思维惰性假设”相悖。该研究结果与我们探讨“分离情境下的情绪反应”的研究(Journal of Economic Psychology, 2012)相印证。在后一研究中,我们还发现了“情绪版分离效应”:在学校申请情境中,不确定条件下(不知道是否被学校A接受),学生的高兴程度均低于其在两种确定条件下(知道被学校A拒绝/ 接受)的高兴程度。“基于理由的假设”抑或是行为领域和情绪领域分离效应的更深层次解释。

然而产生分离效应的机制仍存有争议,至今还让众多研究者为之殚精竭虑。

Aumann是继Kahneman之后第二位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以色列希伯来大学教授。他因为“通过对博弈理论的分析增强了世人对合作与冲突的理解”而获奖。虽然Aumann 并没有直接研究分离效应,但他对违背确定事件原则的解释应当对理解分离效应有所启示。Aumann 等首先区分了两种问题情境——事件分离(disjoint)的问题情境和事件非分离(not disjoint)的问题情境,借此作为研究违背确定事件原则的着眼点,为继续探讨分离效应指出了一个崭新的方向。

Li和Taplin(2002)也在2人囚徒困境博弈中检测到分离效应,但给出了不同的解释。他们利用齐当别决策模型来解释分离效应。齐当别决策模型认为,囚犯困境博弈中的决策行为是权衡在“自己报酬维度”上做选择,还是在“他人报酬维度”上做选择的过程。人们选择竞争是因为最终决策只在“自己报酬维度”上进行;人们选择合作是因为最终决策只在“他人报酬维度”上进行。以Shafir和Tversky(1992)实验中的囚犯困境博弈为例,在知道对方采取了合作或竞争(图1)策略时,人们所面临的都只是简单的冲突(竞争选项在“自己报酬维度”上更好;合作选项在“他人报酬维度”上更好),选择竞争会给自己带来最大的利益(竞争选项> 合作选项),因此人们多会将“他人报酬维度”上的差异“齐同”掉,只在“自己报酬维度”上进行选择(选择利己的竞争选项)。

在对方策略不明时(图2),在“他人报酬维度”上,竞争选项和合作选项之间的排序关系保持不变(所有的合作选项> 竞争选项);在“自己报酬维度”上,选择竞争或选择合作所带来的可能结果的排序变得模糊(不是所有的竞争选项> 合作选项),其差异便容易被“齐同”掉,从而使部分人改在“他人报酬维度”上做选择(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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