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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城的人呀 请不要美化昔日乡村生活

2016-0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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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故乡进城谋生者,对故乡乃至乡村生活最普遍和朴素的情感则是容不得别人抹黑、诋毁自己的故乡,有意无意美化了乡村生活。我亦有这种心路历程。


大约是十几年前,有一天晚上我多喝了几杯,打了一辆车回家。北京出租司机的健谈与嘴损是天下闻名的。车才行驶不远,司机问我:


“小伙子,外地进北京的吧?多久了?”

“十来年了。”我回答说。

“在北京成家立业扎下根了?”他再问。

“是的。”

“北京比你家乡好多了吧?”他进一步问我。

“那未必,北京没我的家乡风景好,而且空气比我老家污染严重得多。”

那出租司机是个老北京,略有不快地追问:

“你老家哪儿的?”

“湖南。”我如实回答他。

“湖南,那个地方漫山遍野是土匪,你能来首都工作,偷着乐吧!还说北京不如你们湖南,真是得了便宜还卖乖。”

湖南“漫山遍野是土匪”这句话激怒了我,我回敬了一句:“没错,如果不是湖南盛产土匪,今天北京就不是首都,我在首都工作生活,去的是南京!”


这个梗司机一下子听明白了,便一路无话。




那时我还年轻气盛,愿意就一个也许从未到过湖南的北京“地图炮”言论为故乡辩护两句。我猜想出租司机的那一番话多半是因为八十年代中期看过电视连续剧《乌龙山剿匪记》。他那番话自然不无偏颇,但现在仔细再想,近一百多年来,湖南民风强悍任气、好勇斗狠,我的故乡湘中邵阳、娄底一带更是治安不靖,恐怕也是难以否定的事实。其实我何尝不晓得这个事实,只是不愿意外人去说它。


又十多年过去了,我定居于北京这个城市已是23年。近几年来,我写了不少关于故乡的文章,并结集出版了两本书《进城走了十八年》《找不回的故乡》。前一本书是回忆十八岁考上大学前湘中乡村的成长往事,后一本则是梳理、钩沉湖南特别是旧时宝庆府一带的人物。这些年中国城市化进程加快,越来越多的人离乡涌进城市,特别是一、二线大城市人口急剧增加,对于中国的城市化大潮滚滚以及乡村的急剧衰落与凋敝,我也写过些文章,但与一些人不一样,我一直在警惕不要去美化中国昔日的乡村和自己过往的乡村生活。对广袤大地上无数乡村空心化,我当然有一些伤感,但我知道这是中国往前走的必然。


进城是王道,是几千年乡土中国的必由之路。中国乡村的昔日,其实没有什么美丽的田园牧歌,那些田园牧歌只是进城的人回忆时的美化,或者没有乡村生活的城市文人的某种想象。


对家庭而言,“贫贱夫妻百事哀”,这也适用于一个家族、一个村落和整个农耕时代的中国。在有文字记载的三千年中华历史中,绝大多数农民在大多数时期,过的是物质生活水平很低的日子,“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便是圣贤心目中的理想状态了。今天我们在北方看到的乔家大院、王家大院,在南方看到的曾国藩家族“富厚堂”、涟源湘军古宅群,反映了主人富足、幸福,那是由于他们社会阶层发生了巨大变化,脱离了农耕生活去做官或经商使然。


在大多数人贫穷的村落里,怎么可能是和睦相处、其乐融融呢?《桃花源记》中所描写的“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只是官宦世家出身的陶渊明的想象。贫困的乡村,人与人之间的勾心斗角,残酷绝情超出城市长大者的想象。旧式农民的自私、狭隘、愚昧,源头皆是贫穷。


我出生的70年代初,应该是中国历史上出生率达到峰值的时期,也应该是中国农村人口最多的时期。我在乡村度过的70、80年代,中国农村人口还没有大规模向城市转移,大多数人包括青壮年生活在乡村,土地的承载力到了极限。那时候乡村当然有活力,但这样的“活力”并非全是正效应的。


以我的家乡为例,真正能遵守孝悌之义的人很少。儿子不管年迈父母父母喝农药自杀者有之;兄弟之间为了争一口锅一座石磨反目成仇者有之;邻居之间为了种南瓜栽果树的尺方之地大打出手者有之。


我的外公生前常感叹他们王氏祖上坟地名曰“攀鞍穴”,兄弟之间争马骑,所以不和睦。我的二舅与三舅便是如此,兄弟间爆发过一场“战争”,多年不说话。而今分析起来,无非是众多兄弟、族人长期生活在一个有限的空间,争夺生存资源使然。我外公六兄弟,下一代堂兄弟几十人,都生活在一个村子,房屋相邻,田土相接,多数人又不能进城谋生,只能守着这一亩三分地,不时爆发冲突太正常的。而这两位舅父的儿女,都离开了村庄,或在县城、或在外省,还有人出国了。几位堂兄弟之间现在倒相处得很好,在儿子儿媳规劝下,二舅、三舅两位老兄弟终于过话了,不再是老死不相往来的姿态。这说明什么呢?难道是因为他们的儿子、儿媳的道德水平高?非也,还不是都进了城的原因,下一代不再需要争夺村里那点可怜的资源。



▲石马江流经我的家乡


以自然环境为例,我少年时全村除了封山的森林外,几乎每一寸土地都种了庄稼,包括田埂上也种着豆类作物,那些无法种庄稼的贫瘠山坡,灌木和茅草被我们割得干干净净,成了濯濯童山。而现在多数青壮年进城了,乡村的植被不数年就恢复了,现在到处郁郁葱葱,过去的石板路也荆棘密布。


再以社会管理为例,上世纪八十年代我的家乡邵阳的治安恶化是天下闻名的,“烂仔”在道上打劫或上公共车公然搜旅客的衣兜,是家常便饭,因街头斗殴死人的事常有发生。这固然有民风强悍的历史原因,但根本原因是内陆地区年轻人口多而没有出路导致的,除了读大学或当兵,多数青年只能呆在本土,没有改变命运的的机会,走上邪道是很容易的。到了90年代末特别是21世纪,邵阳的社会治安好转了,这有政府治理水平提高的原因,但我以为主要原因是城市化带来的,邵阳九县(市)三区八百万人,夸张地说一半人(且多是青壮年)离开快活外出谋生——多数去了广东。年轻人在珠江三角洲的城市群里找到了不需要打劫也过得比老家好得多的谋生方式。当然还有部分青年男女在城里以“灰色”的手法谋生,但由于城市的管控能力更强,即使涉黑涉黄,对普通人的伤害也是相当有限的。如果这些人还挤在经济不发达的邵阳,邵阳的社会治安恐怕还是难解的死结。


甘肃农妇自杀案的惨剧发生后,我和一直主张大城市化的童大焕聊天,说了一句政治上不正确的话:那个农妇如果十年前离开故乡去了南方的城市谋生,哪怕昂首走进夜总会、桑拿房、洗脚店,也会过得比在老家好得多,至少不会绝望。童大焕深以为然。


人的记忆有很强的过滤功能,年代久远,许多痛苦甚至悲伤的事情会被过滤掉,留下的多是美好与温馨。我对那些当年上山下乡的知青,退休后唱着红歌故地重游抱以理解,他们并不是真想回到当年那样的日子,而是出于一种对青春岁月留恋的自然情感。我们今天进城的每个人,无论是通过考学、当兵、打工或是做买卖,回想一下当年离开故乡时,谁没有鲁迅在《呐喊自序》中所说的那种决然?“仿佛是想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一旦在城里站稳脚跟,进而事业发达,很容易怀念昔日的乡村生活。对成功者来说,所经过的一切苦难都赋予了诗意。然而,情感上如此尚可,如果在事实层面、价值层面肯定昔日的乡村生活,而借此批评现代都市的种种弊病,可称之为全无心肝。


八十年代曾流行过一首歌《我热恋的故乡》,歌词很有意思,前后有矛盾之处。这首歌一开头唱到:


我的故乡并不美

低矮的草房苦涩的井水

一条时常干涸的小河

依恋在小村周围

一片贫瘠的土地上

收获着微薄的希望


这是事实判断,那时候的中国乡村大多就是这样的。但歌曲结尾急转弯来了个正能量:


亲不够的故乡土

恋不够的家乡水

我要用真情和汗水

把你变成地也肥呀水也美呀


这是八十年代初词作者想当然的乡村未来之路,如果多数乡村青年不进城,继续呆在农村,几乎不可能把故乡变得“地也肥呀水也美呀”,只会让土地越来越贫瘠,环境越来越恶化。


进城是王道,城市化特别是大城市化是王道,乡村的昔日,并没有一些人留恋的田园牧歌。



▲乡土中国进城才是王道


【十年砍柴系“今日头条”签约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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