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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履|滇西北百余年前一个教案的复杂政治光谱

2016-10-08



九月下旬的一天下午,我和几位朋友离开云南迪庆州维西县,前往德钦县城。车行驶在澜沧江东岸河谷上陡峭的公路上。这条德维线几乎在刀劈斧削的山崖上凿出,右边是高耸如云的大山,左边则为水流湍急的澜沧江。


车进入到德钦境内不久,当地的纳西族司机老赵将车停在路边,指着对岸一个村子说:你们看看,茨中教堂就在这个村。


我们隔江望去,澜沧江西岸的碧罗雪山树木葱茏,在高出江面约十几米的平缓台地上,层叠的梯田里庄稼——应该种的是青稞,已经收割。白色的房屋错落有致,一座飞檐瓦顶的钟楼如鹤立鸡群。这就是大大有名的茨中教堂。


由于天近黄昏,我们要赶到德钦县城过夜,于是匆匆一瞥后,不得不启程,很遗憾未能过江近距离地观看茨中教堂。


▲隔江遥望茨中村


提起茨中教堂,就不能不百余年前提与这个教堂修建相关的一系列教案,我遥望着对岸一片安详静谧,想起一百一十年前维西一带血雨腥风的往事,愤怒的民众焚烧教堂,传教士或死或逃,颟顸的官员举措失当。


对维西教案及茨中教堂的由来,网上的介绍是:


当地百姓不能容忍天主教士的传教活动,引发了维西教案。在1905年的维西教案中,愤怒的群众焚毁了澜沧江、怒江沿岸的10所教堂,杀死了法国传教士余伯南和蒲得元。当时清政府迫于帝国主义的势力,派重兵镇压僧俗民众,反洋教的群众抵抗了三个月,最终被镇压下去,教会因此而获得了巨额赔款,在茨中约三分之二的土地上兴建茨中教堂。1921年,茨中教堂竣工,成为天主教“云南铎区”主教坐堂,下辖2个分堂。


在官方史书中,这两起教案被描述为帝国主义者利用传教进行文化侵略,当地各族人民不堪欺凌奋起反抗,引发强烈冲突,对外软弱对内残暴的清政府在外国政府的压力下镇压了各族人民的反帝斗争。


应该说,此类描述也没有大问题。清末由于天主教和基督新教的传入,在中华各地都先后爆发了大大小小的“教案”,中国近代史上许多大事件和“教案”有着直接的关系。云南、广西地处边陲,相邻的越南和缅甸先后成为法国与英国的殖民地,因此传教士便于入境传教,而这两省民族众多、生存环境闭塞,加之民风强悍,是“教案”爆发的重点地区。如深刻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的原因之一便是广西与云南接壤的西林县爆发教案,法国的马神甫及两位教徒被处死。


而爆发于滇西北的“维西教案”的原因除了有内地教案的共性原因外,还有着边疆地区更为复杂的成因,如已在此地根深蒂固的藏传佛教和外来天主教的矛盾,官府与土司的矛盾,地方上层家族之间的矛盾,等等。


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开始,法国天主教传教士进入滇西南的三江并流地区传教,一开始他们取得了当地土司、头人和官府的信任,获得了土地修建教堂,与地方势力相处还算融洽。但时间一长,矛盾就出来了,此地藏族及一些其他族民众信仰藏传佛教,天主教的传教活动相当于抢藏传佛教的市场,冲突是必然的。这也是滇西南除藏族、纳西等族之外,傈僳族、怒族等人数较少、多是原始崇拜的民族更早皈依天主教的原因。


说起“维西教案”,必须从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之交的藏区局势说起。光绪三十年(1904),英国武装侵略西藏,本地武装抵抗失败,达赖喇嘛出逃。清廷认识到必须加强对藏区的管理,否则这块土地会沦为列强之手,于是任命凤全为驻藏帮办大臣,经营川边(即康区),以“固川保藏”,赐予凤全“就近妥筹办经边各事”的权力。


凤全来到与滇西北相邻的巴塘地区,进行练兵、垦殖,并对当地藏族的土司和寺庙的特权进行了一定的限制,如命令削减寺庙喇嘛数量,在今后20年中禁止招收僧徒。或许是为了抑制地方豪强,凤全采取了平衡术,赐予了巴塘的法国天主教神父一块土地建造教堂。这就更加引起地方上层和僧俗民众的仇恨,他们把朝廷派来的官老爷和外国传教士看作是一伙的,终于引发了“巴塘之乱”。据《清史稿》载:


(凤全)光绪三十年,充驻藏帮办大臣。行抵巴塘,见土司侵细民,喇嘛尤横恣,久蔑视大臣。凤全以为纵之则滋骄,后且婴患,因是有暂停制度、限定人数之仪。喇嘛衔之深,遂潜通土司,嗾番匪播流言,阻垦务,渐至戕营勇,燔教堂,势汹汹。凤全率卫兵五百人往,至红亭子,伏突起,战良久,被害。


杀死了朝廷大官的土司和僧俗民众一不做二不休,开始聚集更多的人,往天主教在藏区的据点、位于今天西藏芒康县和云南德钦县之间的盐井进发,两位法国传教士被追杀,逃到德钦,向云南地方政府求救。


当时的德钦还没有县的建制,由维西厅管理。云南地方政府不敢含糊,一方面行文当地土司,要求制止民众骚乱,保护洋人;一方面令维西通判李祖祜带兵到阿墩子以示弹压。可这位李大人,很是糊涂,他立功心切,想给当地豪强势力一个下马威。这个心态被人利用了,他的翻译赵天赐的家族和当地土司禾氏素有矛盾,于是借刀杀人。赵天赐告诉李祖祜,骚乱是由禾氏土司挑唆的。这李老爷也不经调查,竟然抓捕了土千总禾文耀,游街之后再处死。——至此,彻底激怒了当地民众,于是民众联合起来围攻官军和教堂,杀死蒲德元、余伯南并教徒十余人,官军团防哨官、五品蓝翎李双全,团兵三十六人,以及奔子栏官兵五十余人,全被愤怒的民众杀死,军官杨桂珍被抓到喇嘛寺内剥皮。事在光绪三十一年(1905)。


▲阿墩子古镇


事态到了这个地步,清廷当然不甘罢休,于是增派重兵进入到该地区,屠杀反抗的僧俗人士,德钦寺、东竹林寺等寺庙被焚烧,引发这场惨祸的赵天赐和轻举妄动的通判李祖祜被处死。可以说,这场骚乱,清廷和地方势力两败俱伤。清政府赔偿法国人白银15万9千两,其中一部分由当地藏传寺庙分摊;为被杀法国传教士蒲德元、余伯南二人建坟立碑;拨出茨姑村附近茨中村的土地,用于重建教堂。


110年后再来回顾这件大事,不能不感叹在王朝末世,上下乖离,往往一项出发点很好的举措,结果却恰恰相反。到了离清廷覆亡只有七、八年的时候,清廷对西藏、云南等边远地区的政治局势依然很是关心,并非不想有所作为,朝廷和地方官府做出的决断也恰当。比如派凤全坐镇川边“固川保藏”;当冲突起后,及时命令地方政治势力保护传教士并派员带兵前去弹压。可这些措施在具体实施中大大走样,一个翻译的谗言竟然引发那样严重的结果。只能说整个帝国已患了系统性重病,极易引发蝴蝶效应,小事不慎就会带来灾难性后果。


【十年砍柴系“今日头条”签约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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